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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惡」人人都會犯,要如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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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惡」人人都會犯,要如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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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誠實」的問題時,不妨可以參考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主張。漢娜.鄂蘭曾旁聽艾希曼的審判,並撰寫了一本記載當時情景的書,書名十分直接了當,就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不過重點是這本書的副標題—「一份關於平凡的邪惡報告」(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平凡的邪惡」聽起來是不是很弔詭?因為「邪惡」並不普遍,是與「良善」相對立的。用統計學來看,「邪惡」和「良善」各自位於「兩側端點」,分別代表常態分布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然而,鄂蘭卻用了「平凡」一詞來形容。「平凡」是指「平庸無奇,隨處可見」,用常態分布的概念解釋,就是數據中出現次數最多的眾數,這與我們認知的「邪惡」分布,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對「邪惡」的認知是「不普遍的,擁有特殊性」,而鄂蘭就是顛覆我們的這項認知。

艾希曼對猶太民族沒有滿腔怒火的憎恨,對歐洲大陸也沒有激進的攻擊心態,只是為了在納粹黨中出人頭地,而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任務,最終犯下了如此駭人的罪行。鄂蘭聽了艾希曼對於整起事件的原委後,做出了這樣的結論:

「邪惡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鄂蘭用「平凡」一詞警告世人,任何人都可能犯下這種「不加批判地接受制度的惡行」。換句話說,我們一般認為「邪惡」是有意為惡的行為,具有主動性。但鄂蘭卻說,當我們被動地去做一件即使沒有做惡意圖的事,但從結果來看卻是有可能成為「惡行」。

若如鄂蘭所言,「邪惡」是因為完全服從體制的「誠實」所引起的話,那麼我們該如何避免自己為惡呢?答案很簡單,只能靠「從相對角度解讀體制」。唯有擁有自己的「美感」,按照自己的美感對體制做出批評,才能讓我們真正遠離「邪惡」。但另一方面,當我們過度不服從體制時,就很難得到成功,這就是我們會面臨的另一個難題。

「將體制當成批評的對象」並不等於「全盤否定體制」,從歷史中我們看過無數次,全盤否定體制就是試圖以新體制取代舊體制的社會運動。先前提到的奧姆真理教,也可歸類成這種運動。包括嬉皮運動、日本赤軍④ 發起的一連串恐怖攻擊,都可視為這類運動的變種。

(註:④日本赤軍:日本極左派的武裝恐怖組織,活躍於一九七一至二○○一年。)

最後,看看這些社會運動的成果,終究無法改變任何事。原因就在於,這些「全盤否定體制」的想法,只是試圖用「行不通的體制B」來取代原本「行不通的體制A」。最好的做法是,一邊適應體制的要求,一邊對體制做出批判,因為唯有能順應體制的人,才能修正體制。

試圖以新體制加以取代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被體制排除的人」,正因為被全盤否定,所以才企圖用新體制去取代並創造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樣的人理所當然地無法進行「體制的修正」。

到目前為止的分析,大家應該都能理解,那些能順應體制的人,正是所謂的精英。完美地適應體制能帶來各種利益,但如何不被利益蒙蔽,以相對角度對體制進行批判,正是二十一世紀的精英所要具備的知性態度。

艾希曼是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的象徵,他將男女老少都當成編號看待,並與民心疏離的官僚象徵,他同時也是全人類的象徵,艾希曼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他最駭人的地方在於,自白一切罪行後,還能衷心相信自己的清白,並主張無罪。顯然,當同樣的情況再次發生時,他也會做出相同的事,我們恐怕也將如此—就像現在的我們一樣。

本文節錄自:《美意識:為什麼商界菁英都在培養「美感」?》一書,山口周著,三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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