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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為何選擇更親近中國與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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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為何選擇更親近中國與印度?

一流人

長久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權力,仰賴和四個截然不同國家的「特殊關係」:土耳其、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但在歐巴馬時代,與這四國的關係都變得不穩定得多。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 an)難以捉摸、情緒化的統治,以及他的伊斯蘭主義及區域主張,嚴重傷害了華盛頓和安卡拉的特殊關係。二○一三年在開羅重掌政權的埃及將領,也在非常久後才原諒歐巴馬政府在他們心目中「背叛」穆巴拉克的行徑。

沙烏地阿拉伯極保守的遜尼派君主政權,深深怨恨歐巴馬政府跟埃及革命眉來眼去,以及它遲遲不干預阿薩德在敘利亞領導的什葉派政權。最重要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擔心美國和他們在伊朗的宿敵就德黑蘭的核武計劃達成協議。這樣的協議在二○一五年夏天宣布,被歐巴馬政府譽為對抗核武擴散的決定性突破。但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一樣憂心,伊朗協議太過天真,不僅無法永遠遏止伊朗的核武野心,更可能讓德黑蘭得以在中東變本加厲地逕行擴張政策。

未浮出檯面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也在擔心美國的頁岩革命會逐漸消弭美國保障沙烏地阿拉伯安全的根本理由。美沙特殊關係的源頭確實是在於沙烏地阿拉伯沙漠底下的石油,但到了二○一五年,隨著美國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產油國,沙烏地阿拉伯開始謀求他法,以降低對美國安全保證的依賴。一項拉響警報的發展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核武合作迅速增溫。在西方情報圈裡,很多人擔心巴基斯坦的炸彈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代理炸彈─一旦中東的安全形勢需要,隨時可能移往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人也開始花更多工夫為他們的石油培養最大客戶─現在是中國,不是美國了。二○一四年,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有超過三分之二銷往亞洲市場,其中以中國為最大的單一顧客,而只有八%賣給美國。防衛波斯灣荷莫茲海峽,確保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能繼續運抵它的市場的美國船艦,基本上也保衛了中國的能源需求。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阿布杜拉(Abdullah)在二○○五年即位後,第一次出訪的行程就是去中國和印度。歐巴馬白宮助理布魯斯.芮德爾(Bruce Riedel)說:「早在美國的樞軸政策之前,沙烏地阿拉伯就將它的經濟和政策優先目標轉向南亞和東亞了。」

美國在中東地位最驚人的變化,或許發生在其同盟體系的第四條支柱,即美國和以色列的關係上。以色列在歐巴馬時代的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非常善於對世界板起臉孔。西方電視觀眾常見到他一臉嚴肅地對核武伊朗的威脅提出警告,或為以色列軍事在加薩走廊的行動發表堅定不妥協的理由。但二○一三年底,我在耶路撒冷辦公室見到的納坦雅胡,是個截然不同的人。靠著背坐在椅子上,在一大張中東地圖前豪氣地抽著雪茄,納坦雅胡看來一派輕鬆,甚至相當樂觀地概述以色列在全球的地位。

在我們說話的時候,納坦雅胡的好心情顯然部分來自他所見到他的國家在亞洲的機會。前一年五月,他曾訪問中國,獲得中國特別善於給予的那種排場鋪張、把人捧得高高的歡迎。在拜會政治及企業領導人的數小時中,納坦雅胡發現中國人對以色列在高科技方面的才能深深著迷。當時中國正適逢一波海外投資熱潮,正推行「走出去」政策,意在促進國家經濟多元化,並為中國在經濟成長期間積聚的大筆財富提供安全和有效益的家。二○一三年,中國一共在海外投資一千零七十億美元,其中七十億美元進了以色列,對一個人口僅八百萬的國家而言是相當不錯的回報。對以色列人來說,中國投資激增,與歐美迅速發展的「BDS」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抵制、撤資、制裁)形成鮮明對比。多數以色列科技新創公司仍以在紐約掛牌上市為目標,但對愈來愈多公司,特別是擁有農業、供水或網路安全專業的公司來說,中國看來也是前景看好的市場和外資來源。

以色列人和中國人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極盡奉承的中國強調兩個國家都是古老的文化,且非常著重教育,兩國也似乎都感受到彼此聚焦於商業、暫時將政治(與人權)擱在一邊的誠意。納坦雅胡的一名助理跟我說:「我們和中國領導人共度七小時。你知道他們花多久時間談巴勒斯坦議題嗎?大約二十秒。」中國人也覺得以色列歡迎中國投資高科技,而不會引發政治或國家安全方面令人尷尬的異議。正如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二○一四年在台拉維夫一場記者會上所言:「中國人覺得在以色列投資比在美國自在,因為以色列沒有那麼多政治上的敵意或猜忌。」美國相當不安地注視著迅速增溫的以中關係,並三番兩次在幕後干預,警告他們的以色列盟友切勿將機密的軍事技術賣給中國。

中國不是以色列在亞洲發現的唯一潛在機會。在二○一四年中上台的莫迪政府給印度外交政策帶來明顯的改變,身為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之一,印度向來支持巴勒斯坦的志業。但莫迪政府原就對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耿耿於心,亦強調印度民族主義,意味著其實它和以色列的憂慮契合得多。莫迪政府二○一四年的內政大臣拉傑納特.辛赫(Rajnath Singh)第一次正式海外訪問,就是到以色列討論國防和安全議題。在莫迪執政下,印度也選擇花五億多美元購買以色列製的「長釘」(Spike)反坦克飛彈,而捨棄美製的標槍飛彈(Javelin)。不出幾個月,莫迪政府就被稱作「印度史上最親以色列的政府」。

以往印度政府都是在檯面下維持和以色列密切的安全合作,一位印度分析師跟我開玩笑說:「以色列人抱怨我們待他們像對情婦,只能偷偷碰面。」但在德里新政府上台後,雙方的親密關係愈來愈公開了。當納坦雅胡在二○一五年贏得連任,華盛頓難掩憂鬱。反觀納倫德拉.莫迪則在推特上向這位以色列總理祝賀,用的是希伯來文。同一年,消息發布:莫迪將成為第一位訪問以色列的印度總理。

以色列與亞洲交好的傾向背後有更深遠的涵義。對它的朋友和敵人來說,以色列常被形容為西方在中東孤獨的前哨。以色列的朋友視之為孤單的民主政體;仇敵則主張這個猶太國家本質上是殖民主義的前哨基地。但雙方一致認為,以色列是廣義西方的一部分。但在歐巴馬時代,連以色列都開始往東看,並試圖和崛起中的亞洲發展新關係。亞洲和美國兩地的政治變遷更強化了這種趨勢。納坦雅胡政府一再蔑視歐巴馬政府的呼籲,繼續在巴勒斯坦占領區擴張以色列的屯墾範圍,也使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

隨著美以政府關係惡化,許多以色列人,特別是右派人士,指望亞洲成為替代的出路。曾在納塔雅胡政府擔任外交部長的阿維格多.李柏曼(Avigdor Lieberman)直言:「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連結正在減弱。今天美國人有太多挑戰要應付……他們也有經濟和移民的問題。」以色列極右派的明日之星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則認為美國是窩囊廢,而歐洲基本上有反閃族的傾向。因此,以色列應展望亞洲的新興經濟體。

習近平當政的中國、莫迪掌權的印度和普丁統治的俄羅斯,都愈來愈忌憚國內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威脅,這情況也對以色列有幫助。面對新疆、喀什米爾和車臣為伊斯蘭主義者煽動的分離主義,三國政府皆毫無愧疚地採取嚴厲措施和軍事鎮壓,因此,對於以色列在加薩走廊造成的眾多平民死傷,這些國家自然不可能發自內心地反對,這又與西方對以色列在加薩接連發動戰爭的義憤填膺形成鮮明對比。

歐巴馬時代,李柏曼表達的觀點在整個中東地區相當普遍。在這個國家與國家、派系與派系之間充斥動盪、革命、殘酷戰爭和深切敵意的年代,一個共通的主題,也是促使許多世仇言歸於好的看法是: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一日不如一日。

到歐巴馬任期結束時,美國在歐巴馬領導下變「軟弱」的概念,儼然已成為全球共識。我不管走到哪裡都聽得到這句話─在莫斯科、北京、新加坡、華沙、東京,甚至巴黎。但軟弱這個指控的根源,是歐巴馬政府在中東的所做所為,以及更重要的─不作為。正是歐巴馬不願在中東動武,及未貫徹他自己畫的「紅線」,特別是針對化學武器的使用,鞏固了「軟弱歐巴馬」和「美國在撤退」的想法。結果,就連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規劃者也覺得美國別無選擇,必須重新在中東展現它的「強硬」─就算必須繼續在這個地區浪費時間和資源。亞洲樞軸策略的設計師庫爾特.坎貝爾寫道:「美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遭遇,會對它在亞洲長期扮演的角色構成重大的影響。任何切斷、逃離中東艱難時局之舉,都會對美國在全亞洲的持久力和安全承諾造成負面衝擊。」

替歐巴馬總統說句公道話,他不願在中東動用武力,既完全落實他當初競選總統的政見,也堪稱明智之舉。總統明白,而批評他的人似乎忘了,美國的軍事或許可立竿見影地在中東贏得戰事,卻完全無益於營造長久的政治安定。學到這個教訓的不只是歐巴馬。歐巴馬的第一任,也是最深思熟慮的國防部長勞勃.蓋茲雖然還是會批評歐巴馬,但他也說,未來若有哪位國防部長建議在中東或亞洲部署地面部隊,他就「該去檢查一下自己的腦袋」。

但在抗拒軍事干預中東的壓力時,歐巴馬採用的方式卻給人「世界首強現在極不願部署軍力」的印象。由於世界的安全體系是圍繞著美國的同盟、紅線和安全保障建立,因此這種印象是有潛在危險的。那可能會鼓勵不喜歡世界由美國主導的強權,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察看是否有機會成功挑戰美國的權力。

不過,世人在悲嘆美國於中東缺乏決心的同時,往往忽略了西方強權的另一根支柱根本不見蹤影,那就是歐盟。經歷過阿拉伯之春,中東在二○一五年分崩離析的政治秩序,正是歐洲殖民主義者在一百年前,透過一九一六年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所建立的秩序。

現代中東一旦崩潰,歐洲所受的威脅也遠比美國來得直接。加入聖戰士和伊斯蘭國一起戰鬥的歐洲民眾,比美國人多得多。縈繞歐洲安全機構已久的恐懼,即聖戰士會從敘利亞回到歐洲發動恐攻一事,在二○一五年成真。巴黎於該年元月和十一月,兩度遭受恐怖攻擊。同時,也有愈來愈多逃離敘利亞的難民在歐盟國家上岸。二○一五年,有超過一百八十萬的準難民,從世界其他地方進入歐盟,光德國就接納了一百一十萬人。最大的難民團來自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和伊朗也有人數可觀的「代表團」。

進入歐洲的難民潮立刻引發政治和人道問題,但也表現出移民模式的歷史性反轉:在歐洲列強主宰世界的那幾個世紀建立的模式,現在顛倒過來了。

在殖民時代,歐洲實行某種「人口帝國主義」(demographic imperialism),即讓歐洲白人移居世界各個角落。在北美和澳大拉西亞,原住民被征服,且常遭殺害,整個大陸都淪為歐洲的分支。歐洲人遷移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與此同時,數百萬人被迫從非洲到新世界當奴隸。一九○○年,即帝國時代的巔峰,歐洲國家擁有世界二十五%的人口,且還在不斷送移民至世界各地。到了二○一五年,歐盟二十八國的五億人口,尚不足世界總人口的七%。若無外來移民,德國和義大利等國的人口將穩定下滑。相形之下,中東和非洲的人口正在激增,而其居民平均皆比歐洲人年輕和貧窮。例如埃及人口就在一九七五到二○一五年間,從四千萬倍增至八千多萬。而聯合國預測,目前超過十億的非洲人口,將在二○五○年超過二十五億。就算沒有此刻蔓延全中東的戰火,在未來,這些人口和經濟壓力也勢必使大中東和非洲遷往歐洲的移民成為棘手的議題。

但雖然改頭換面的中東帶給歐洲人的風險高於美國人,事實證明,對於阿拉伯之春釋放出的動盪,歐洲的回應卻比美國更無力。受某種澎湃的熱情所驅使,英國和法國在二○一一年反利比亞的空戰中,擔綱最主要的角色,但當後格達費時代的利比亞崩潰成近乎無政府狀態,得到國際承認的政府在二○一三年被攆出的黎波里(Tripoli)、被迫在利比亞外海一艘遊艇上開會時,法國和英國政府故態復萌,又像陷入尷尬般沉默了。而唯一透露他們已從干預利比亞和伊拉克的失敗中學到教訓的跡象是,他們一開始不願加入美國轟炸敘利亞的行動。

不過,對某些思慮較周密的歐洲決策者來說,中東的形勢就是在含蓄地告誡歐洲人,歐洲的影響力江河日下。曾在二○一○到一四年擔任歐盟資深外交官員的法國外交老將皮耶.維蒙(Pierre Vimont)思忖道:「歐洲對阿拉伯之春的反應毫無力道可言。我們試過一九九○年代的辦法,但現在我們身處競爭更激烈的世界,這些國家有歐洲以外的選擇。」維蒙指的是一九九○年代,在柏林圍牆倒下後,歐盟有餘裕在東歐從容不迫地行動,從旁協助東歐進行徹底的改革。但二十年後,在阿拉伯之春發生之際,歐洲自己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而且還有其他強權在中東爭奪地盤,從激進的聖戰士到極其富裕的波斯灣國家、新興亞洲國家和東山再起的俄羅斯。維蒙帶著不只些許絕望地指出:「我們歐洲人不管用了。我們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西方」可以在中東擘畫藍圖的時代早就過去了。

中東在歐巴馬時代的命運闡明了東方化的一個重要論點。美國的相對衰退只是更大現象的一部分,事實上整個西方的影響力都在相對衰退。因為美國難以承受當「唯一強權」的重擔,它自然會望向大西洋彼岸,向它在歐洲的民主夥伴尋求支持和「分擔重任」。但歐洲列強在全球政治的影響力正急遽衰弱,在歐巴馬時代更是愈來愈明顯。


本文節錄自:《東方化:中國印度將主導全球》一書,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著,洪世民譯,時報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Erik Dav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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