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霧社事件齊名,為何沒人願意拍「西來庵事件」電影?

文 / 一流人      2018-11-01

和霧社事件齊名,為何沒人願意拍「西來庵事件」電影?

圖片來源:pixabay



時序來到一九一五,大正四年。對臺灣文學史來說,這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若翻閱各種現行常見相關書籍所附錄的年表或大事紀,在這一年的記述中,關於文學的部分,往往都付之闕如。換句話說,這可說是臺灣文學史上幾近「空白」的一年──這個「空白」,並不是指在這一年沒有任何值得紀念的事件或作家出生,例如重要的客籍作家鍾理和,就是出生在一九一五年的十二月;我所謂的「空白」,指的是一種弔詭的狀況。

弔詭。讓我們再回到那些年表或大事紀。雖然記述中關於文學的部分寥寥無幾,但肯定會有另一項文學以外的記述,亦即是年七月的「武裝抗日事件」,「噍吧哖事件」,別稱「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事件」。

噍吧哖為地名, 其由來為平埔族社名Ta p a n i, 而日本殖民統治之時改為發音相近的玉井(Tamai),沿用至今,而因為此事件大小戰役多發生於此,故以之為名;西來庵,為臺南一座王爺廟,是事件策畫者們集會、密謀起事的據點;而余清芳,則是策畫行動的總指揮,另外核心人物還包括江定、羅梭,以及共同策畫者蘇有志、鄭利記等人。據記載,此事件約從一九一五年夏天六、七月開始,至隔年九月落幕,其持續時間、動員參與人數,都可謂日治時期之最;而起事地點死亡人數則高達數千,最終被判刑者亦有接近一千四百多人,可說是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也最為慘烈的一起。事件之後,也刺激了日本轉換殖民統治方針,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然而,所謂文學史上弔詭的「空白」,也是在這裡:另一起大規模武裝抗日的霧社事件,其於事發之後,就經常成為無論臺灣或日本作家的作品題材,直至今日也持續有小說、電影等創作,使之深入文化記憶當中;相對於此,西來庵事件這如此龐然、如此悲壯的歷史事件,卻鮮少成為文學或影視作品的題材,大眾也似普遍對此事件感到陌生。即便到了戰後,一九七七年李喬曾出版長篇小說《結義西來庵》,算是以該事件為題材的重要著作了,但在序中,李喬也提到他在研究史料、實地踏察之後,「已不忍,不敢,也不能以虛構小說處理」,所以小說中的人物,「盡量廣納,結果出現部分人物錯落,旁枝情節瑣尾的現象。這是無可奈何的」──更可惜的是,在其努力後,依然尚無其他小說家以更為完善的文學方式與手法,來處理這個題材。

為什麼噍吧哖事件在文學裡幾近隱身了呢?這是一段臺灣歷史與臺灣文學史上,被遺忘的故事嗎?

這是一個龐大的問題,有許多切入角度,也涉及複雜的詮釋問題,憑本文的篇幅勢必難以回答;不過,「遺忘」或者「空白」,確實是過於武斷的說法。文學對這段歷史的重視雖不成比例,但仍舊留下了些許痕跡,例如:日本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在噍吧哖事件後就曾數度提及,其社論〈八百人的死刑〉以人道主義的角度抨擊日本政府於事件後的判決過於殘酷無情;其戲曲〈商談〉亦藉劇中角色的談話,再度影射此事。

而最重要的也最直接的,莫過於余清芳於一九一五年八月公布的起義諭告文了。或許以現代的眼光,對裡頭某些敘述未必能贊同,且有一大段落直接抄錄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從原創的角度來看可能也欠缺深入分析的價值。然而,這篇諭告以激昂的文句,呈現了被殖民者受到迫害、壓榨、走投無路,最終不得不起義反抗的悲慘處境;同時,正是這樣的諭告,才喚起了當時如此大量的民眾共感,進而參與、犧牲。這段複雜的歷史,仍舊是我們今日必須努力記得的功課;努力記得,它就不會是被遺忘的故事。

本文節錄自:《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一書,李時雍, 何敬堯, 林妏霜, 馬翊航, 陳允元, 盛浩偉, 楊傑銘, 詹閔旭, 鄭芳婷, 蔡林縉, 蕭鈞毅, 顏訥著,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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