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遣返者 回國後遭貼標籤

文 / 一流人      2018-02-14

戰後日本遣返者 回國後遭貼標籤


遣返者的共同製造,一九四五到四九年

一九九○年代,倉本和子回憶自己一九四七年從滿洲返回日本時首次的「引揚者」(日文的遣返者)遭遇:

[我的堂哥]太郎總是叫我們「遣返者」,彷彿我們是另一個種族,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我第一次聽到「引揚者」(遣返者)是我們抵達日本佐世保港的時候。歡迎我們的人說,「歡迎回家,我的遣返者同胞。」他沒有說,「歡迎回家,我的日本同胞。」(註一)

這段話具體而微反映了許多返國者剛回到日本的經驗。本土日本人在戰後用「引揚者」(遣返者)這個新詞來稱呼他們,認為他們不同於「日本同胞」,而且某種程度上質疑他們是否真能算是「純正的」日本國民。 

hikiageru(引き揚げる)是「遣返」的動詞,字面上的意思是抬起來放到地上,就像把貨物搬到碼頭上一樣,這是個普遍的慣用語。但hikiagesha(引揚者)是遣返的名詞,在動詞語尾加上sha或mono(「人」)之後就只能用在戰敗後從前殖民地遣返的日本人身上。「引揚者」與其他語言的「殖民地返國者」與「遣返者」意思不完全相同。「黑腳」這個用來稱呼法裔阿爾及利亞人的輕蔑語,在殖民時代普遍使用,但根據史家班傑明.斯托拉(BenjaminStora)的說法,「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直到一九六二年回到宗主國之後才聽到這種稱呼。」(註二)英文的遣返「repatriate」含有字根「patria」(指祖國),蘊含返國者與故國之間的關係。與此相對,日文的遣返特別強調返國這個行為,忽略返國者的殖民者身分或返國者與國家之間的紐帶關係。許多殖民地日本人寧可回憶殖民地的生活,有時還帶有鄉愁的情感,但他們戰後被貼上的標籤,卻是根據他們戰後返回祖國那一刻所做的分類。他們就像琥珀裡的蒼蠅,永遠凍結在戰後時刻。他們被標記成帝國與戰時日本終結的一部分,讓其他人得以在戰敗後重獲新生。就像日本對於殘存的帝國有各種委婉說法,「引揚者」一詞同樣不會讓人產生帝國的聯想。

倉本提到自己是在返回日本時首次聽到「引揚者」一詞,但資料顯示前殖民地日本人與這個詞彙之間的相遇幾乎是出於偶然。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出刊的《東北導報》──戰後滿洲發行的日文報紙──一名投稿人寫道:「日本本土似乎有一種傾向,把『遣返者』看成某種特定族群。」(註三)從這句話隱約可以看出,面對這項未來分類的殖民地日本人,對於即將貼在自己身上的標籤感到迷惘不安。凡是居住國外的日本國民,國內的日本人一律稱他們「海外同胞」。從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東北導報》的說法,從語言上來說,本土與殖民地日本人依然是「同腹一心」。但當殖民地人民返回日本時,他們卻被當成不同於日本人的「特定族群」。 

在先前的段落裡,倉本提到「彷彿我們是另一個種族」,她的說法引發了一項爭議,那就是本土日本人質疑返國者的種族構成。絕大多數狀況下,日本人不會懷疑遣返者體內流著日本人的血液。(事實上,引揚者最終成為只有擁有日本血統的人才能適用的類別。)不過有時候,人們會對日本血統與遣返者日本血統做出區別。本書第四章討論了一九四六年一部短篇小說,其中一個場景是,一名剛從滿洲返國的婦人急需輸血。本土日本人都不願伸手幫助,只有其他返國者自願捐血,暗示只有遣返者的血才適合輸入另一名遣返者的體內。(註四)一般而言不會以質疑種族成分的方式公然討論返國者的身分,反而是發生在日本民族性的框架內。殖民地的教養方式標誌了殖民地的出生世代:他們說標準日語,特別是殖民地女孩向來有著思想與行為比本土女孩來得獨立的名聲。不帶有地方口音,與日本故鄉的連結較弱,或根本不存在,再加上明顯的行為差異,這些都使殖民地居民不符合純正日本民族性的標準。(註五)

返國者很快就發現自己被貼上標籤,對此也有不同的反應。當本土日本人試圖為返國者貼上標籤時,返國者會對此做出回應,這兩者之間的互動形成官方與社會普遍對「引揚者」的分類。本章詳述「引揚者」的共同製造情形,揭示這個為遣返者貼標籤的過程如何促使日本走出帝國計畫。此外也討論遣返者如何對標籤做出回應,以及如何反過來利用這個標籤。 

日本從帝國脫離還牽涉其他族群的轉變。正如海外日本人轉變成「引揚者」,日本的前帝國臣民,包括韓國人、台灣人、中國人與東南亞人,都需要重新歸類。雖然前殖民地的帝國臣民幾乎未獲得重新考量──不像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日本人從未對與他們合作的當地民眾做出安排──但生活在日本的前殖民地人民卻無法被忽視。他們從「帝國臣民」轉變成「在日的外國人」,這段過程剛好與「引揚者」的製造同時發生,兩者也息息相關。

我們不難分辨日本本土社會是基於哪些明顯原因而醜化殖民地返國者。首先是返國普遍會產生的問題。在許多社會裡,離鄉者往往很難重返,對日本尤其如此,返國所造成的磨擦可以透過將返國者轉變成「他者」的過程來抒解。(註六)在戰勝以外的狀況下返國,例如一九四五年後的戰敗士兵與前殖民地居民讓事態變得更糟糕。

有些情況則使特定的殖民地日本人返國時不會遭遇太多麻煩。戰爭結束時,海外有三百二十萬名日本平民,其中大約半數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在官方或社會容許下離開原居地返回日本的人,例如殖民地官員、具有政府色彩的公司僱員以及他們的家人,通常比較容易重新融入日本社會。返國者如果國內有家人願意接納他們,同樣也比較容易融入戰後日本。小說家藤原てい(Fujiwara Tei)在小說式的回憶錄提到自己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在滿洲與北韓過著艱苦的日子,但由於上述條件,她返回日本後一切變得平順許多。藤原的丈夫是日本人,在滿洲有半官方的身分。一九四六年,藤原與孩子抵達日本返回父母家中時,家人莫不表示歡迎。(註七)擁有資源的人,可以順利與戰後社會協商。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後來的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日本即將戰敗之際,由於日本城市遭受燃燒彈轟炸,日本領導人決定把武器製造移往殖民地。從事建築業的田中獲得了合約與一大筆貸款,他開始在殖民地韓國設立軍火工廠。一九四五年八月,田中聽到戰爭結束的傳聞,立即攜帶資金返日。貸款一筆勾消,田中陡然而富。(註八)田中是在官方遣返程序對返國者攜帶金額設限前回到日本。

在不具有官方身分的狀況下前往殖民地,這樣的人在返回日本時往往遭遇許多困難,無論是取得住所還是安頓生活都很不容易。在某些狀況下,離開日本前往殖民地解決了在國內所面臨的問題。這對日本各地的貧困村落來說確實如此,這些村民移民到滿洲可以解決日本國內農民過多與土地不足的窘境。有些家庭試圖擺脫惹麻煩的家庭成員,因此將他們送往殖民地,他們的返國表示原本的問題又要浮上檯面。戰敗之前殖民地日本人的名聲決定了他們返國後可能遭受的待遇。在戰前與戰時本土日本人對這些殖民地離鄉背井的女性與冒險者存有偏見,戰後,本土日本人以「引揚者」來概括殖民地民眾,並且輕易地將過往的偏見移轉到他們身上。被懷疑受到改造或汙染並可能對國內社會帶來威脅的返國者,在返國後因此必須面臨特殊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我們留待第三章再做討論。 

返國者的貧困也形成民眾對他們的觀點。海外日本人被迫放棄海外的家園、產業與個人財產,他們回到日本時已是孑然一身,身上只能攜帶盟軍限制的一千日圓,比一九四六年平均每個家庭一個月的伙食費還少。(註九)國內的日本人,在傳統轟炸與原爆摧殘下絕大多數活在饑餓邊緣,他們看到這群難民時,心中混雜著憐憫與輕視的情緒。最好的情況,這些殖民地返國者看起來只是另一張需要餵飽的嘴,最壞的情況,這群人是潛在的威脅。舉例來說,一名地方領袖抱怨政府計畫讓遣返者在他們村子外圍定居。(註十)他們反對遣返者的理由與帝國無關,純粹只是因為他們是陌生人。他們認為,如果必須分享資源,那麼村民將無法餵飽自己的家人。他們把遣返者當成外來者的說詞是新的,但反對眼前的外來者並創造出新的排他性分類,卻是原本就有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為數甚多的遣返者遭到醜化,但許多──雖然不是絕大多數──海外日本人還是能順利重新融入戰後日本社會。有些遣返者願意在口述歷史訪談中談論他們的經驗,但有些遣返者拒絕,有時是因為他們不願回憶過去,有時則是因為他們堅持這段經驗對他們並未構成特別的影響。還有一些遣返者認為成為「引揚者」只是暫時的,就像生了一場病。在一部短篇小說中,父親充滿感情地對兒子開玩笑,說他克服了「遣返病」。兒子同意父親的說法,並且認為那像是一種「精神官能症」。(註十一)

儘管如此,存在於醜化返國者背後的這些可輕易辨識的理由──返國普遍產生的問題、早期出國者形成的既有名聲以及返國者的貧困──無法充分解釋「引揚者」形貌的出現和不斷地遭到複述、引揚者的長期存在及其所滿足的目的。為了掌握「引揚者」的特殊性,首先我們必須了解遣返者是如何在官方論述中被標示出來。    

註一:Kuramoto, Manchurian Legacy, 118.

註二:Benjamin Stora, Algeria, 1830–2000, 8.

註三:《東北導報》,瀋陽版,第一三一期,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

註四:今井修二,〈紫丁香盛開的五月到來〉,《港》(一九四七年六月),頁二○-三○。

註五:在回憶錄裡,倉本提到在滿洲大連長大的女孩,部分由於成長於都市的緣故,行為舉止比她在護理學校遇見的本土女孩來得坦率而不退縮。日本本土的女孩指控她「傲慢自大」與「目無尊長」。Kuramoto, Manchurian Legacy, 9–10.

註六:有些歸國子女,也就是返回日本的駐外日商的子女,他們體驗到這種他者化的過程。

註七:藤原貞,《紅潮餘生》,東京:日比谷出版社,一九四九。

註八:Jacob M. Schlesinger, Shadow Shoguns: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Postwar Political Machin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19–20, 27–30.

註九:岩崎爾郎,《百年物價社會史》,東京:讀賣新聞社,一九八二,頁一四四。

註十:見「關於遣返開拓民再安置問題答辯書」。

註十一:Sensuke Kawachi, “Sazanka,” in Ukiyo: Stories of Postwar Japan, ed. Jay Gluck, 195–202. New York: Grosset’s Universal Library, 1964, 199. 這段對話如下:「你的遣返病已經好了,不是嗎?」孝介這麼取笑他。「遣返病嗎?我想我沒辦法輕易擺脫這種病,不過」他露出羞怯的笑容。「我猜這大概是一種精神官能症。」

本文節錄自:《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一書,華樂瑞(Lori Watt)著,黃煜文譯,遠足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akut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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