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如何拯救自己的資產

文 / 一流人      2018-02-23

德國人如何拯救自己的資產


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讓每個擁有資產的德國人都深受其害。投資人惶恐地思考,錢該拿去哪裡投資,才能至少保住其價值,因為現在的利率已低於通膨率,原因不在通膨率過高,而是利率低得可憐。

德國書市充斥著談論投資的書籍,有的建議讀者投資股票,有的建議投資黃金、不動產、農地,另一些則建議讀者購買基金,五花八門的投資標的讓投資人看得眼花撩亂。看來,當經濟萎縮或停滯時,並沒有任何足以確保資產安全的方式。

在這種困境背後凸顯出一個冷酷的經濟邏輯:資產本身不具任何價值,價值來自投資產生的收益。經濟萎縮,收益自然下降,資產的價值便會減降。

儘管有些投資人依然能在金融危機時賺到錢,例如押寶股市行情會下跌的人,但這些人只是例外。整體而言,當國民總收入減少時,擁有資產者往往會成為輸家。這種情況有如一間沒有人住的出租屋,儘管仍是不動產,卻不具任何價值,因為它無法帶來租金收益。

因此,閱讀那些自誇能帶領投資人成功走出金融危機的書,其實都是多餘的。想拯救自己資產的人,倒不如好好思考如何杜絕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目前看來,這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因為金融泡沫已經膨脹到快要爆破了。若想確保這顆「超級泡沫」不破,經濟就必須成長。唯有國民總收入增加,這座金融價值的大山才不會崩塌。

然而,如何使實體經濟成長?儘管許多新自由主義者不願相信,答案卻是透過國家。雖然國家往往被視為「章魚怪」,會提高稅賦並且修剪自由的「市場經濟」,因此威脅到個別國民的資產。但事實上正如前述,資本主義與國家並非兩個對立面,必須有強大的國家陪伴,經濟才能蓬勃發展。

最聰明的投資人早就發現,只有國家才能提振經濟。美國億萬富豪巴菲特屢屢呼籲美國政府向他徵收更高的稅賦。他曾在各種報紙上透過計算解釋,他的所得雖高達數百萬美元,卻只需繳納17.4%的稅。反觀他自己的工作人員平均稅率卻為36%。當超級富豪在稅賦上備受禮遇時,中產階級卻荷包大失血。(註一)

巴菲特認為,這種不成比例的稅率不僅明顯不公,也不利於經濟。他細心計算讓自己的同胞了解,減輕富人的賦稅為何無法創造就業機會。他甚至提出一個相反的例子:1970年代時,美國公司的投資明顯多得多,但當時的利得稅卻高出許多。巴菲特認為這兩種現象看似矛盾,理由卻很簡單:企業只要見到獲利機會便願意投資,至於事後這些收益要課多少稅,對企業而言則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先有利可圖。

巴菲特並非認清對富人課徵高稅賦不僅不會扼殺經濟、還能大大提振經濟的唯一人士。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與「會計平衡力學」(Saldenmechanik)有關,德國經濟學者沃爾夫岡.史提澤(Wolfgang Stützel)在1958年對此有過深入解說。「會計平衡力學」聽起來似乎極端複雜,其實是相當簡單的商業簿記觀點。

其基本觀點是,在一個國民經濟體內無法所有的領域都同時撙節。假如國家、企業與一般家庭都只是把利潤存起來,經濟必然會崩潰。這個人省,另一個人就得負債,否則錢就會停留在銀行裡無法成為需求。於是經濟萎縮,積存起來的利潤又會化為烏有。史提澤並非凱恩斯的追隨者,他自詡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其必然的道理是,只要有人存錢,就需要有人借款。(註二)

這種人盡皆知的國民經濟原理施行起來卻很困難,因為中間卡著社會心理問題:一般家庭一旦擺脫絕對困境,便會開始存錢。當然會有一些家庭為了蓋房子等而接受貸款,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會把錢存起來,希望為老年預作規劃、儲備子女的教育金或為子女留下遺產等。(註三)

如果一般家庭不斷累積存款,企業或國家便得負債。然而自2002年以來,德國企業已經累積了數以十億計的金融資產。因為德國的實質薪資直到2010年一路下滑,德國對企業課徵的稅也減少,因此企業生產成本下降,例如公司所得稅僅15%。結果許多企業坐擁龐大的現金儲備,不知利潤該往何處投資。

純粹就邏輯而言,如果德國一般家庭與企業累積財富,則德國必然嚴重負債。德國基本法中甚至明定「債務抑止」(Schuldenbremse)制度,避免國家借款。於是德國舉國上下,從國民企業到國家都在存錢。德國人就像一群松鼠,每隻松鼠都累積了大量剩餘的堅果,卻沒人想吃。

儘管如此,德國人的錢並沒有擺在銀行裡發霉,而是出口去了,因為國內沒人想要。於是,德國人的存款流向國外,助長了美國次級房貸危機與歐債危機。(註四)

若想防止這種虧本生意再度出現,只有兩種辦法:一是德國要讓自己強力負債,以吸收國內存款;或者提高富人與企業稅賦,以免他們累積過多盈餘。這種作法看似矛盾,卻正如巴菲特所說,富人多繳稅,其實是最佳的投資。

我們都知道,錢不能拿來吃,但平時我們往往會忘掉這麼簡單的道理。人人都想存錢以保障未來的生活,然而社會全體並無法靠存錢來未雨綢繆。光靠錢無法創造財富,錢只是一種社會潤滑劑,及戶頭上的數字而已。真正的財富來自投資;今天投資,以便在明天創造出更多的商品與服務。錢必須變成資本才有未來。長期來看,擺在銀行不動的錢是不具任何價值的。

可惜德國的投資遠遠不足。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的估計,德國一年的投資缺口高達750億歐元(註五),態勢極為嚴重:德國人為了未來而存錢,但這種行為卻阻礙了唯一能保障未來的投資。

當人們勤於存錢時,投資便會縮減,這絕非巧合,而是必然的結果。努力存錢的人是不會消費的;而銷售量若下滑,企業就沒有投資的誘因,因為當需求停滯或減少時,提高產量又有什麼意義?由此可知,把錢省下來不花對個人而言看似好事,但對社會整體卻極端危險。在此,企業經濟理性與國民經濟理性再次分道揚鑣,但企業與家庭卻未發現這一點,因為兩者的目光都侷限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只有國家能操控方向。想讓經濟成長,國家就必須振興投資,並且盡可能限縮存錢的狂熱,但具體該怎麼做?

首先,國家絕不可靜待企業投資,而應該自行投資。許多攸關未來的計畫最好由整體社會共同執行,例如想讓能源轉型,就必須建設全新的輸電系統,因為分散式的風力發電或太陽能發電所需要的輸電網,不同於應該關閉的大型火力發電廠。此外,教育與基礎建設同樣亟需投資:德國幼兒園依然不足,而許多地區的鐵道與公路系統也已年久失修。

其次,國家大可提高財產稅來取得這些重要計畫的資金。如此不僅能消耗一些富人的高額存款,也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德國最富有的1%所擁有的財富,佔全國人民總資產的35.8%。奧地利的情況更嚴重,那裡最富有的0.5%所擁有的財富,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註六)假如國家沒有花費數以十億歐元計的歐元帶領銀行與經濟度過金融危機,這些富人的財富將大幅縮水。為了解救經濟免於崩潰,這些援助措施儘管不得不為,但其結果依然古怪至極:對某些富人而言,金融危機代表雙重的好生意。國家不只拯救了他們大部分的財富,還必須為此借款;而提供貸款的就是有錢人,而且他們會要求國家支付利息。換句話說,有錢人讓國家付錢給自己,來保障他們自己的財產。

超級富豪雖然高談「自由市場經濟」,實際上他們卻能獲得高額補助。這種挖下補上的再分配,只要善用巧妙的財產稅與遺產稅,便能輕鬆導正。(註七)此外,最高所得稅率大可提高到53%等。然而這些並非革命性的作法,不過是重返昔日基民盟總理赫爾穆特.柯爾(Helmut Kohl)時代的政策而已,但柯爾根本不算是社會主義者。(註八)

第三,只要德國實質薪資停滯一天,德國經濟便一天無法成長或幾乎不成長。這其實是必然的道理。成長意味著生產更多商品,若薪資不漲,多出來的產品該由誰購買?德國企業正處於1929年大股災前夕美國企業陷入的窘境:生產力擴增,有能力製造更多產品,但大眾卻缺乏購買力,因為實質薪資並沒有跟著提升。結果是企業捨棄不划算的投資,寧可在金融市場上投機,結果再一次把未來玩掉了。

實質薪資要上漲,就需要國家提供助力。寄望「勞動市場」是沒有用的,因為勞動市場並非真正的市場。受薪階級是可以勒索的,他們需要工作,什麼薪水都得接受,除非國家保障他們的最低薪資,否則他們就沒有條件協商。這種認知一點也不新,亞當.斯密早已洞察了這一點。

但「2010大議程」依然對此歷史經驗視而不見,反而廢除保護受薪者的法律。德國的薪資傾銷不僅撕裂了歐元區,也扼殺了德國的經濟成長。要導正這種錯誤其實不難,只要將最低薪資定為一小時十歐元就大有裨益;如果能重返柯爾時代的作法,將目前毫無限制的派遣工職位加以限縮,將會是一大進展。

第四,在當前處處撙節的時刻,國家若強制國民投保民營退休保險,而強迫國民更加節儉度日,是非常不恰當的作法。「李斯特退休年金」是一個財產毀滅機制。政府應該採行以所謂隨收隨付制(Umlageverfahren)為基準的法定退休年金制,由現在的受薪者支付現在的退休人士。如此大家就不會節約度日,也能擺脫經濟的惡性循環。

要釐清的是:法定退休保險若悉數轉為民營退休保險,就必須存下七兆歐元,如此一來,金融市場將會極度膨脹,與此同時,實體經濟卻會崩潰,因為需求消失了。所以,法定退休保險不是為了修補資本主義的不公不義,反倒扶植了資本主義。

許多德國人與奧地利人對於自己的私人退休保險未能帶來收益頗為不滿。但這其實是必然的結果,因為這種強制儲蓄正好扼殺了經濟產值,而少了亮麗的經濟表現,民營退休保險就無法配發紅利。因此,從民營退休保險獲益的只有金融業,可以收取由國家補助的手續費。如果廢除李斯特退休年金險,除了銀行與保險公司,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有損失。

第五,如果不想讓金融泡沫破裂,就必須防止它繼續膨脹,而金融交易稅將可發揮一定效果:每個麵包、每個迴紋針在德國都附有增值稅,但銀行與基金業務卻一直不必繳稅,這一點委實令人無法苟同。不過單靠金融交易稅仍不足以遏止投機泡沫。舉例來說:當投資者如果預期股價會大漲,即使向股市徵收0.1%的交易稅,他們還是會買進股票。

因此,我們還需要另外兩項之前已經討論過的措施:首先,銀行與影子銀行的自有資本額必須大幅提高,它們才能自行承擔損失。其次,所有的金融衍生工具都必須透過證券交易所買賣;如果無法識別複雜金融商品會對國民經濟帶來何種影響,就應予以禁止;銀行大可重返儲蓄銀行的業務。

富人往往認為,更高的富人稅、更高的薪資、更強大的控管等,就是社會主義的開端。但事實上,這麼做不僅不會剝奪富人的財產,反而拯救了他們的財富。短短十年間德國人便經歷了三次大危機:網際網路泡沫、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就連新自由主義派的投資人現在都明白,對「自由市場」膜拜並非理想的商業模式。

好消息是,資本主義是可以控制的,藉此大幅避免危機的形成。但無論怎麼做,我們的經濟體系注定會瀕臨極限,因為有個根本問題幾乎無解:資本主義不僅會帶來成長,也需要成長。然而,在有限的世界裡,不可能有永無止境的成長。難道資本主義終將走上滅亡之路?

註一:華倫.巴菲特,〈停止寵愛超級富豪〉(Stop Coddling the Super-Rich),《紐約時報》,2011年8月14日。這種情況在德國較不嚴重,德國超級富豪的平均所得稅率為30.5%,但我所採用的稅務資料僅到2005年,對金融投資利稅(Abgeltungssteuer)的效應尚缺乏研究。該稅於2009年施行,對資本收益一律課徵25%的稅。參見巴哈,奇亞寇莫.寇內歐(Giacomo Corneo)等,2011年6月。

註二:關於「會計平衡力學」的極佳入門,可參考法比安.林德納,《遭人錯忘:沃爾夫岡.史提澤與其會計平衡力學》(Zuunrechtvergessen: Wolfgang Stützel und seine Saldenmechanik),見「群」部落格(Herdentrieb),《時代週報》網路版,2013年1月9日;弗拉斯貝克,史皮克,2011年,第472–480頁。

註三: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一般家庭普遍不儲蓄的情況,但這向來是種警訊。因為這僅存在於信貸泡沫膨脹、資產價值看似增長時,次貸危機便是個典型案例:由於房價上漲,許多美國人誤以為舉債不會有風險,依然能為未來稠繆。

註四:德國政府也應用了會計平衡力學,在第四篇「貧窮與富裕報告」(第53頁)中有一張自1991至2011年的圖表,從這張圖表可以清楚看到,自2002年起企業不再借款,而是首度出現盈餘。而由於國內儲蓄過多,因此有數十億歐元流向國外──從這張圖表也可清楚看到此種現象。

註五:巴哈等人,2013年,第6頁。

註六:巴哈、馬汀.貝茲諾斯卡(Martin Benznoska)等著,2011年,第11頁。關於奧地利請參見米夏埃爾.安德里亞胥(Michael Andreasch)等著,2011年,第233–260頁,此處參考第253頁。關於奧地利頂尖富豪的數據極差,就連央行所做的家戶統計調查也無法提供新資訊,因為這些最富有的人並未參與。

註七:在德國,如果公司繼承人繼續經營公司超過七年,並且未曾解雇員工,便可完全不必繳納遺產稅。因此,即使繼承的公司資產達數十億歐元,也可以連一分遺產稅都不必繳納。奧地利更是全面廢止遺產稅。

註八:經常有人建議政府利用財產稅的收入來減少政府債務。這種建議聽起來雖有道理,但效果卻適得其反,因為減債便等於儲蓄。

本文節錄自:《資本的世界史》一書,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著,賴雅靜譯,遠足文化出版。

圖片來源:pixabay

關鍵字: 投資理財閱讀國際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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