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還是那個香港,你還是那個你嗎?

文 / 第一財經周刊      2017-07-05

香港還是那個香港,你還是那個你嗎?


回歸20年,從一群香港人的故事中,我們試圖回答香港經歷了什麼以及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僅從表像看,香港還是那個香港。

炎熱又擁擠的香港每年有超過100天是雨季。由於道路狹窄,舉著雨傘的人們在相遇時都會主動將傘舉高,避免碰到對方。這座人口將近740萬的城市至今依然保持著中國其他城市罕有的分寸感。

如果選擇從羅湖口岸或皇崗口岸入關,在穿過海關的那一刻,你的手機信號會自動切換。進入城市之後,馬路上的車輛靠左行駛,電源插座也變成英式插頭……一切都在提醒你,你進入了一套新秩序。

「新」秩序裡的香港,仍然繁華、逼仄、嘈雜,和早年的TVB電視劇展示的那個香港並無太多差別。

而且,只要把時間線拉得足夠長,你會發現你以為的有些可能算非常劇烈的變化其實也沒有那麼劇烈。以香港港島70至99.9平方米這一面積區間的私人住宅平均成交價為例,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公示的資料,2016年的最新數字相比1997年,漲幅為56%,相比因為SARS病毒致全港樓價跌至谷底的2003年,漲幅大約為3倍——對於所有生活在中國內地的人而言,這個漲幅下的消費體驗應該說已經足夠友好了。

只是從不同的時間線,和不同的對標體系出發,這件事情的意義又有所不同。

尤其在回歸之後的第二個10年,如果用香港對標內地,變化可謂巨大。同樣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公示的資料,香港的GDP在1997年時占中國GDP的比重為19.25%,這一數字在2007年為6.29%,到了2015年更是降到了2.84%。2009年時,上海的GDP首次超過了香港,此後上海一直領先且優勢逐步擴大,到2013年已高出香港780億美元。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在一份報告中預測,廣州和深圳的人均GDP將分別於2017年和2018年超越香港。內地的繁榮帶給香港社會的好處似乎更多地落在了精英階層身上。從1997年至2015年,香港的人均收入水準只增長了4.5%,而中國內地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2013年到2015年就增長了17.8%。

除了收入的停滯不前讓普通香港市民感到生活艱辛,很多發生在細微處的變化也令香港人應接不暇。一個非常直觀的例子是,粵語仍然是這裡的主流方言,但如今在中環的餐廳裡吃一頓飯,隨處可以聽見的普通話可能已經變成了一種常態。

但是同樣的,如果把當下香港的變化放到更大的時間象限裡去看,這些變化的發生又並不意外。香港似乎一直處於一種不受自己控制的歷史潮流中,或者說是在與他者的關係中確定自身角色。

「香港的優等生身份也許只是偶然。」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講師李瀟雨對《第一財經週刊》說。她認為香港是在二戰結束後那個特殊的歷史節點,搭上了全球製造業轉移的列車。之後的冷戰格局進一步穩固了這種局面,香港身處東西方中間,在全球格局裡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既是通往當時紅色中國的跳板,又是面向全球的自由港。

經過1960年代中期的「嬰兒潮」和1970年代的黃金時代,到了1994年,香港經濟達到巔峰:人均GDP超過2.2萬美元,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人均對外貿易額超過5萬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成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並列。此時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

對廣大的中國內地而言,有許多原因讓這裡的人把香港當作夢想:摩天大樓和高級商場構成的香港,一度是內地各大城市模仿的榜樣;它創造出的流行文化曾經無比真實地慰藉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生人的青春期;它在更漫長的時間裡為中國內地的改革提供了資金和經驗支援。它是一系列想像的混合體。

但此後,隨著內地的改革開放持續發展,香港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故事開始在對岸的深圳以及更廣闊的內地城市上演。香港回歸之後,與內地之間的聯繫變得異常緊密,但它的角色卻逐漸模糊了。

「香港在過去十幾年打出的是爛牌。」6月21日,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電腦工程學系教授李澤湘在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表示。他認為地產思維、金融思維或者公務員思維,是香港發展創新技術產業很大的阻礙因素。換言之,香港需要一種的新的思維方式。

「香港最大的變化是更加撕裂與極端化,」李瀟雨觀察到,香港這個移民城市正變得愈發保守,競爭性減弱,「香港的年輕人一方面拒絕變化,一方面又認識到自己的優勢正在喪失。」

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的感受同樣如此。香港的學生大學畢業後集中在金融、地產與商業領域,律師、醫生成為體面又最有保障的工作,而選讀科研、理工科專業的年輕人很少。更重要的是,香港本土的大學生不再像他們的祖輩們一樣流動,而是更願意留在香港,當年祖輩力求的安穩與自我認同終於在這一代年輕人的身上展現,然而這種「本土意識」在此時又顯得陳舊了。

在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呂大樂看來,香港從2003年開始所經歷的經濟地位和角色變化,其劇烈的程度和1970年代相仿,這一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導致了後來政府對經濟干預態度的變化。

2013年,《第一財經週刊》曾製作香港主題的單行本《獅子山下》,當時呂大樂接受了我們的採訪。4年之後再看他當時的觀點,仍有現實意義。「現在已經不是香港還是龍頭大哥的時代了,內地經濟發展的特點就是有政策有規劃,如果香港要融入內地,它就是汪洋中的一條船,可以不跟隨內地的政策規劃嗎?」隨著話語權的轉移,雙方的談判籌碼也不再懸殊。「在很多事情上,現在還有什麼是只有香港能做而內地不能做的?」呂大樂問我們。

這個問題耐人尋味。

許子東1987年到香港講學時,站在如今位於九龍的洲際酒店的咖啡廳看到了整個港島,當時這個上海人心中冒出一個念頭:這一切應該發生在上海。儘管彼時的上海,從外灘看過去,浦東還只是黑濛濛的一片。

許子東的念頭在今天已成為現實,浦東的高樓已經建起,而香港,卻亟需尋找新的方向。

許鞍華  香港導演

Q1:很多香港導演都進入內地市場但你並沒有,這是個人選擇嗎?

A:我不會刻意選擇留在香港還是去內地拍合拍片,而是能拍什麼就去拍什麼。比如動作片、喜劇片、愛情片我不是很擅長,我更擅長拍溫馨小品、家庭倫理、社會問題這些。就我個人來講,如果能在香港拍就在香港,如果合拍片更適合我也會拍,我覺得哪裡都可以拍好的影片。

Q2:回歸後這20年,您認為香港和內地的文化差異是變小了,還是互相更理解了?

A:文化差異這個題目很大,我覺得溝通真的多了一點,可是誤解也多了一點。你以為自己能溝通的時候才是最危險的,因為沒有專注別人的意圖跟想法,以為已經達成一致了,但差別依然存在。這不僅是內地跟香港,人跟人都會有觀念上的分別,應該說人們誇大了香港跟內地之間的分別,天津跟北京這兩個城市的人看待同一個問題的方式也很不一樣,更別說南跟北了。

Q3:在你看來,香港精神發生了哪些變化?

A:香港年輕的一代跟我年輕的時候,以及現在的想法很不一樣。我是從殖民地時期過來的,那時民生是相對溫和、協調的,沒有頂級部分的統治概念,所以我們這代人想問題其實有欠缺。但年輕一代可以算作所謂的既得利益分支,可以念大學,一般收入、生活都挺好,他們想問題比我們遠,也更徹底,想法跟我們完全不一樣。我不敢說他們是不對的,因為我覺得他們比較進步。可是在行動上怎麼執行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Q4:導演的工作會給你更多的機會瞭解這座城市,能對香港的近20年做一些總結嗎?

A:感受是我還活著,而且還在拍戲。香港回歸的時候我已經50歲了,當時我以為自己完蛋了,想不到還能繼續拍戲,我非常非常感恩。這是我最大的感覺。好多人都喜歡讓我說一說對這20年的感受,為什麼要這樣呢?有什麼好處呢?是因為人人都這樣問嗎?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我就不停地被問有什麼感想,被問了一整年。

Q5:你對香港未來的期許是什麼?

A:當然希望香港會更好了。別人老問我,你覺得這個政策怎麼樣?這些人怎麼樣?我覺得自己怎麼老在指指點點,對一些我不專業的領域提意見。我不能指點別人怎麼做,因為我不是他們。我光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行,就已經喘不過氣了。我的感受就是應該好好的把戲拍好。其實如果多一點人這樣想,事情會稍微好一點吧。人們都在說,別人應該怎麼做,我覺得有點太多了。

姚嘉俊 香港特別行政區沙田區區議員

Q1:區議員是一個什麼樣的職位?

A:香港有400多名區議員,區議員沒有政府的福利(可以享受),現在新增了醫療津貼,但也要報稅,4年任期後就沒了。我對自己身份的定位是社會工作者,日常工作包括對居民做訪問,還有接待投訴,比如投訴巴士班次太少、馬路變燈太慢,或者調節家庭糾紛,樓上樓下漏水、噪音之類的,居民有問題都可以免費諮詢。我覺得能說明有需要的人很開心,很多人不瞭解政府的架構,但是想到這個區有個議員,雖然不是什麼忙都能幫到,起碼有個指引,這是我們工作的一個重點。

Q2:據你觀察,沙田區近20年發生了哪些變化?

A:沙田在香港的18個區裡面是規劃比較好的,不像荃灣,工業區和住宅、商廈混在一起。另外沙田的交通網絡也比較好,人口一直在膨脹。這裡本來是個小漁村,現在新的大廈和歷史建築共存,還有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比較有活力。沙田有一個新城市廣場,是全球人流量最大的商城,因為就在地鐵站附近,內地消費者很多。其實我覺得,香港的經濟一定離不開國內的消費模式和旅遊業,不然會更加沒增長,但現在最麻煩的就是一些香港人對內地人的仇視。

Q3:你怎麼看待這種仇視?

A:有一批香港年輕人,他們沒有以前那種回家鄉探親的感受,而且對中國歷史瞭解很少,而香港有一些教書人可能灌輸了不同的看法,令大家覺得內地很多東西都不好。現在多了一些交流,很多人去內地,內地也有很多大學生過來,但一些香港人會覺得內地人來搶走了香港的資源。我覺得這需要慢慢適應,大家都是中國人,你看一下全球的發展,中國是全球發展最快的國家,香港有什麼理由要自己關門,香港應該走出去。反過來說,內地離我們這麼近,我們應該利用這種發展優勢令自己得到提升。所以應該教育、交流做起,令大家認識到不同的文化和發展。現在就是缺乏互信。

Q4:你如何看待香港回歸的這20年?

A:香港之前,全球沒有「一國兩制」的先例,所以香港的「一國兩制」沒有參考,我自己覺得香港回歸是成功的,沒有大的混亂。但是香港的人心沒有全部回歸,因為歷史問題,比如社會工作者、高等教育界,大部分受的都是殖民地教育,會對民眾造成影響。我反而擔心未來越多年輕人對香港沒信心,對內地不認同。好在現在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更強勢,不接軌不行。比如說華為、阿里巴巴,它們面向的是全球,你去瞭解就落後。內地可以用支付寶付的士費,香港的士還是給現金,我們十年前在香港就爭取用八達通刷卡過隧道,現在還是不行。

Q5:你對香港未來的展望是怎樣的?

A:我覺得新特首是個女性,有凝聚力,但香港始終有深層次的矛盾,比如黨派的權力鬥爭。香港是個很複雜的國際城市,好多東西都需要管制權。除了強特首,最需要改善的是為香港的發展找一個新的方向,港人勝在靈活,香港未來應該多發展知識型、創造型的東西,可以思考如何迎合互聯網。現在內地會招香港的學生,也會招香港的教授,老師做管理層,就是需要他們的經驗和理念。

馬詠欣 香港人 服裝品牌創業者 2006年到北京

Q1:對1997年香港回歸有什麼特別的回憶?

A: 我記得當時我在家裡看回歸的電視節目,我要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印象最深刻的是電視裡彭定康和他3個女兒揮手離開的場景。

Q2:來北京時有哪些感受?

A:其實五六年前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個月都會有新的香港人來,大家開玩笑說如果你能在北京熬過一年,你就能留下來,但我認識的很多人半年不到就走了。

北京對南方人來說挑戰很大,氣候太乾,吃得太油。不過我很喜歡北京的文化氣息,我剛來的時候很喜歡去故宮和各種文化名人的故居。留下來的香港人更多是那種對文化比較有感覺,或者是對空間感要求很高的人,香港很小很擠,我第一次來北京走在長安街的時候會覺得,怎麼會有這寬的馬路?!

Q3:從香港來內地工作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A:10年前,不論你是香港人、臺灣人還是新加坡人,我們叫這個群體expatriate,就是你有很高的工資,很好的allowance,可以選擇喜歡的工作,但過了兩三年,我就預見到我們將很快被local取代,這個需要想在前面。香港已經是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但內地很多事情是開放而沒有答案的,所以需要你適應社會的前進和自己的定位。有的人可能就覺得我是香港人,我在這邊就要拿很高的工資,我就要跟香港人一起玩不和內地人一起玩。但如果你不融入的話,最後就是你生存不了。

Q4:你在北京的生活圈子是怎樣的?

A:現在內地的朋友會更多一些。也不是特意融入,我老公是北京人,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廣告公司工作的時候也結識了很多內地的朋友。香港人在內地當然也會有自己的圈子,有老鄉,有行業裡認識的,還有中文大學同學會,去到哪兒都得找個組織,另外香港人經常光顧的店也比較集中,我會經常在國貿附近的一家餐廳看到徐克、彭浩翔。

Q5:對香港未來的願景?

A:以前有個電視劇叫《獅子山下》,包括羅文唱的主題曲講的都是香港精神,我覺得這是1960、1970直到1980年代香港經濟能夠起飛的原因,香港精神是那種只要我努力,最後就能拿到成果的韌勁兒和信心,我覺得這種精神可能在這一代年輕人身上慢慢消失了,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感覺這股勁兒還在,可能這幾年香港經濟不太好,大家的希望沒有以前那麼強烈了,會很被動,有時候也會放棄,有種無所謂了的感覺。我希望香港精神能夠重新回來。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了。轉眼20年過去,香港依舊是許多人眼中不可代替的一座城。過去幾年,中港兩地從政府到民間,關於香港的討論非常之多。我們試圖找到答案,這個曾經讓所有人著迷的城市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它的未來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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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們還好奇,20年前的今天你身在何處,香港回歸的那一刻你在做什麼?

香港還是那個香港,你還是那個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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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第一財經周刊」,僅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關鍵字: 政治兩岸要聞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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