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仙與邢大:一件發生在京城的男扮女裝案件

文 / 一流人      2017-05-10

狐仙與邢大:一件發生在京城的男扮女裝案件


同如《聊齋》裡的情節般,民間信仰的狐仙並不老是住在深山老林裡,它們也得找工作糊口,時常需要學著凡人來到京城找差事,混口飯吃。北京城中的狐仙,由上述的王周氏,到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邢大,都是一個民間思想的側寫。這類巫者對於庶民百姓,可以說是有如心海羅盤、心靈導師。但事有一利,必有一害,狐仙可忙壞了九門提督與步軍統領衙門的老總們。巡城時,他們總得交幾個行跡怪異、亦仙亦道、非僧非尼的江湖人物給上頭交差。

特別是乾隆皇帝不只是喜愛修纂《四庫全書》,也特別注意政治敏感字辭的文字檢查工作,也就造成了不少的邪術案子,各種觸犯忌諱的文字都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激烈反應。許多民間秘密宗教的案件口供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了一些涉及謀逆造反的隻字片語。有時候只是幾句談及白蓮降世,有的時候只是幾句符咒,或者只是一些狐仙附身的巫者口中說出的胡亂言語。他的繼承人嘉慶皇帝接下大位後,由於經歷了嘉慶十八年的天理教打入紫禁城的亂事,特別重視查禁各種民間秘密宗教的活動。北京城裡抓些不法術士的事情,也就開始層出不窮。這狐仙的故事也就自然的發生在嘉慶年間的北京城裡,一個為人燒香看病的三十四歲婦人「邢大」身上。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待邢大的生活,可以發現其實他就跟現在許多在台北火車站前幫人算命的關西摸骨師很類似,常守在通州家鄉附近為人燒香看病謀生。「通州」在清代可算是京城的大門口,南來北往的客商在此匯聚,熱鬧至極。八歲喪父的邢大與母親一同從河北任邱縣來京謀生,而他在性別與身份的錯位也便從此開始……十一歲時,邢大的母親也因病離開了,邢大在洪大的介紹下,到了北京城東直門附近的靴鋪工作。這一年很不幸的,他被同伴李四所雞姦,在那之後,他的生命也就開始流轉在眾多男人之間。

由於邢大並非是一個單純的女性,或是男性,處在各種人際關係裡,她與他的界線便沒有那麼絕對。邢大後來被洪大領去家中姦宿,洪大照管他的日常花用,便也承諾要終身膳養邢大,一同生活。等到邢大十八歲時,洪大認為他容貌俊俏,應該開始留長頭髮扮作女子模樣。

這樣便可以納娶她作為妻室,一起生活,避免旁人看破,惹出其它事端。從此以後,邢氏便在家中學作女紅、針線活,改穿婦人的衣飾。事情一開始還算圓滿,但洪大在嘉慶七年時患病吐血,難以養活邢氏,於是他便托張二為邢大作媒,另找人家婚嫁,這使得邢大的命運產生了巨大的改變。

邢大被洪氏謊稱為寡妹,嫁給了劉六,還換得了銀錢二十五吊。新婚初時,在邢大多方掩飾之下,張二竟然也並沒有察覺邢大的男兒身。口供中提及邢大平日打扮都是婦人衣飾,日久身形聲音皆類,沒有任何異樣。但日子久了,劉六還是發現了邢大並非女兒身。故事的主人翁畢竟是真實人物,無法像李安導演的《喜宴》有個皆大歡喜的結局。為了生存,邢大百般向劉六哀求,願意終生服侍劉六,並聲稱會看香治病,以此補貼日常家用。這一對另類的小夫妻也就湊合勉強在無奈的際遇中相處生活。不過,步軍統領衙門的官員在檔案中也記錄下,邢大哄誘劉六,兩人「夜夜姦好,並無一日分離」,也許這不平凡的夫妻生活,是平凡的官員們難以理解的吧。

邢大為了讓劉六歡喜,便開始聲稱自己可以被狐仙附身,看香治病。四周的鄉人就聞名而至。但邢大的公婆老劉與張氏,看到媳婦繪圖供奉,以狐仙的名義為人治病,十分不安,並不依從。於是邢大開始瘋言瘋語,嚇跑了自己的公婆此後,邢大與劉六獨自居住在孫河一帶。

這樣的日子,雖然不平凡,但也可以說是平靜。邢大並開始用香在病人頭上轉轉,給病人些姜藕、白甜些當藥,賺錢貼家用,直到被當地的吏役訪問拿獲,才被官府結束了他十六年來男扮女裝的生活。

邢氏的一生可以說是一連串的角色扮演,從男兒身到女兒身,由凡人到仙狐神怪,這是一個奇異的故事。他到底算不算同志,這樣的情欲算不算是同性之愛,我們已無從證實。但在非學術的文意裡,我們願意想像著邢大在生命中曾經那樣愛過,愛著他/她所經營的生活與家庭,這樣的人生是真誠而熱烈存在的。相對可笑的,在衙門問罪求刑的過程中,步軍統領衙門提到了「男扮女粧,依律無罪可治」。

邢大最後以「師巫假降邪神煽惑人民為首例」,處以絞刑。

邢大的故事是那樣的真實,卻又帶著異域般的想像。這是文字中的歷史場景,也是古老的北京城裡所發生過的平凡故事。只是在同志愛情的異色之中,小人物面對命運作弄,也只能發出無奈嘆息。

狐尾的崇拜:國家秩序與民間信仰的衝突

當討論到清朝民間秘密宗教的特性時,檔案提供了不只是教派信徒的生命歷程與人際網絡的開展。另一方面,也清楚的描述出民間秘密宗教各式各樣的儀式用具,甚至也表達了官方對於特定儀式法器與用具的注意。

例如嘉慶年間發生在直隸樂亭縣地區的縣民李芳出首控告「清靜無為教」邪教。清朝官方對於該案中宗教儀式用具之一的「狐尾」,就表現出了極大的注意與關切,甚至讓它成為官府特別注意的察查目標。透過李芳供詞,我們得知「狐尾」是清靜無為教的領導頭目郎文鋒平時用於動員與號令教眾的象徵信物。這一只「狐尾」在郎文鋒身故後,被其子郎得福的母親收藏起來。「狐尾」作為信物不只有象徵本人的意義,更帶有一種權力的傳承效果。

平日在樂亭縣新立莊幫人占卜算命兼賣字畫的李芳聽聞:「本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到濼縣石佛口地方聞得邪教王度、王殿魁等業已正法。有教匪頭目已故郎文峰之弟郎文玉現已治罪。郎文峰之子郎得幅現在家中,並未究審。」就在這時,李芳便想到了「狐尾」,更在聽說這東西還存在後,基於擔心郎得福將來拿著「狐尾」滋事,他便積極地趕到石佛口店家住宿,四處探聽查訪。後來,李芳在當地尋覓到了與郎文鋒相熟識的本地民人溫聖恩、濼縣衛役王應之等人,查知確實後,便出首向官府舉報。(註一)

透過這一件奏摺中的描述,我們可以了解「狐尾」在民間宗教的視角中,其所呈現的是一種宗教權威的具體象徵。本案最特別之處在於,控告者並不是官員,亦不是地保,而是一個民間秘密宗教的信仰者。李芳告發的理由怪異,依照李芳供稱的原因是害怕「狐尾」作祟,恐怕會造成日後的滋事變亂。但若細想下來,這不也是一個對於地方宗教領袖菁英具有一種影響秩序,甚至可能引領民變,引起社會動員的一種側面描寫。

若是連結到前案朝陽門外崇信狐仙的王周氏被官方訪獲捉拿一事,再連到直隸省樂亭縣石佛口、新立莊,以及北京朝陽門外都成為了一連串反映清朝官方與民間社群互動的實例。我們便可以發現這不是一個個觸犯禁止師巫邪術條例的案例和迷信愚味的信眾,而是串連在乾嘉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發展脈絡下,案件與農村社群的背景出現了空間上的相對應關係,而各種變動的因素在相互影響,相互牽連,交織成豐富多樣的民間宗教信仰世界。

傳習民間秘密宗教的廣大信眾們,並非全然是不知事理的下里巴人,他們對於國家秩序也不全然持對立的態度。而且民間信仰在內容形式上也多方多樣,很難用一套標準來包括所有的教義派別。民間秘密宗教的男女教首對於老百姓而言,其實更代表的是各色各樣的社會功能與意見領袖,他們有時是醫生,醫治著鄉里的眾人,也有時候是某種心理諮詢師,提供著無助人們一些來自宗教世界的支持與救贖。民間秘密宗教在地方社會中扮演職能的多樣化,正是這幾段史料所最能證明的史實。揭開了這些神秘性質的外表,其實是各各小人物的生命際遇。皇帝眼皮下的民間秘密宗教,不一定只是叛亂,有著更多的是許多日常生活中的無奈、困頓與悲喜交集。

若是從民間菁英與地方知識的體係上來觀察,官方檔案中的邪教信眾們也並不單純是單一面向中的叛亂者,更可以是前近代農業社群中的醫療者、秩序維護者與地方領導者。這一些歷史中的無聲眾人一直存在,還有待我們努力去尋覓,去理解,去傾聽。

註一:康笑菲(Xiaofei‧Kang)著,姚政志譯,《狐仙》(譯自:The cult of the fox : power, 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臺北:博雅書屋,2009。


本文節錄自:《紫禁城裡很有事:明清宮廷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一書,王一樵著,時報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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