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銀行業綁架的社會

文 / 一流人      2017-04-18

被銀行業綁架的社會


據說啟蒙時代的偉大通才知識分子伏爾泰曾表示,如果你看見銀行家從窗戶跳出,一定要跟著他跳,因為那裡一定有利可圖。這樣的說法簡潔道出了一般大眾對銀行家根深柢固的印象:在一般人眼中,銀行家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最自私自利、最狡猾且高深莫測的生物之一。這樣的觀點因前幾年的金融危機而被大幅強化,不過,這並不是什麼新觀點,亞里斯多德就曾說過:

世界上最受憎恨的(取財之道)是高利貸,而它被憎恨的理由極為充分,所謂高利貸是利用錢來賺錢,而不是透過天然的物品。因為人類創造金錢的用意是要以它來從事交易,不是用來收息增值。而所謂利息──意謂透過錢來生錢──被用來形容金錢的繁衍,一如後代子孫長得像父母。因此,在所有取財模式中,這是最不符合天理的一種。

不過,儘管發薪日放款人(payday lenders,他們收取的年利率高達五○○○%以上)的興起,重新喚起大眾重視高利貸的正當性,但如今除了穆斯林世界,鮮少人認同亞里斯多德所謂「放款收息行為不符合天理」的觀點。另外,打從現代銀行業務最早在中世紀的義大利興起至今,亞里斯多德所說的那種憎恨,無疑就已明顯減輕。事實上到二十世紀時,銀行業者甚至成功爭取到外界的某種尊重。戰後時期,由於金融情勢相對穩定,銀行家一度被視為社會上的棟梁。不過,後來他們的地位盛極而衰,到了二十世紀末,很多銀行業人員因被電腦取代而受到蔑視,如今電腦在信用分配方面的地位已愈來愈吃重。就算是有幸保住工作的銀行人員也經歷了嚴厲的磨難──金融危機不僅將銀行業人員貶為社會上的賤民,更將他們視為有害自由市場體系的威脅。事實上,在世人眼中,金融危機和「大衰退」的主要教誨之一,就是銀行業變得過於龐大、過於複雜且無法管理,世界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體制因而成為這頭金融巨獸的人質。總之,直到現今,外界對銀行業仍是疑問重重。

自古以來,一般人向來沒有太多機會可學習去愛「銀行兄弟會」。原因是銀行業人員天生就傾向於朝有錢人靠攏,畢竟有錢人的信用度比窮人好。但即使是有錢的貸款人,都會因向銀行貸款而感覺到壓迫感,對於被銀行拒絕授信的人來說,無法貸到款的感覺更是糟糕。此外,銀行業者總在經濟不景氣時對客戶緊縮並造成客戶破產,當然,在這樣的時期,民粹主義者的反銀行情緒就會更加高漲。更為人詬病的是,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業者一方面靠著政府的紓困資金維生,另一方面,銀行業人員卻還是繼續坐領優渥的紅利。當然民粹主義者的反銀行情緒由來已久,自古以來沒有改變過。羅馬政治家暨演說家西塞羅(Cicero)在他的《論義務》(De officiis)中提到:「現在談談哪些行業及職業在一般人眼中是慷慨的,哪些又被視為吝嗇的,以下是大致公認的觀點。首先,被認為不當的職業會招致敵意,像是港口稅稅吏和借錢給別人的人。」

然而,銀行業人員總是引來外界敵意對待的更根本原因是:銀行業的商業模型基本上就是一種信心花招(confidence trick),只不過一般人不怎麼理解這一點罷了。銀行業務的重要特質之一是:業者只會保留一部分的銀行存款做為準備金,而保留這些準備金的目的是為了應付存款人的提款需求。至於剩下的存款,銀行會將之視為自有資金,並拿這些超額現金準備來對顧客授信,透過這個方式,銀行業者等於是把它們對這些存款的暫時所有權轉移給貸款人,當然,存款人還是保有索回這些資金的權利,而且銀行也會向存款人保證,隨時可在需要時領回所有存款。不過這個作法形成一種奇怪的立場──存款人和貸款人同時都有資格支配那一筆資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存款人對銀行失去信心,並要求立即取回所有資金,銀行將無力履行它的義務(譯注:因為錢在貸款人手上),到時候,就會發生存款擠兌事件。

中世紀時代末期的義大利北部,就曾爆發過那樣的信心危機,當時這種所謂「部分準備」銀行作業已成為一種常態。十六世紀一名當代威尼斯人生動描述了銀行擠兌事件的發生緣由:

隔年(也就是一五八四年),我聽說比斯安尼與第耶波羅銀行(Pisani and Tiepolo bank)倒了一大筆錢,那主要是因為一位叫歐斯塔(Andrea da l’Osta)的人破產──他是托斯卡尼的比薩人,是個非常有錢的商人,已在我們城邦住了很多年。他透過許多商務交易而為自己建立了很高的信用,不過,其實銀行完全是看他的聲望而授與他那些信用,而不是根據他手上的資金,因為這個市場和威尼斯城邦本來就傾向於以貌取人。就這樣,他發展一個接一個事業,到最後鞭長莫及,和所有無止盡擴張的人一樣,落得破產的下場。他一破產,銀行也跟著破產,因為銀行的債權人認為,既然那位商人想借多少錢,銀行都會如他所願,所以他想必欠銀行很多錢(但其實並沒那麼多)。基於這個錯誤的想法,每位債權人於是在同一時間趕到銀行,要求取回資金。銀行繼續營運了幾天,盡可能還錢給各個債權人,但到最後,湧向銀行的債權人不斷增加,銀行也隨之崩潰並倒閉,傷害到無數人,也對市場造成巨大危害,後來有長達四年多的時間,當地都沒有銀行,商業活動也萎縮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低落程度。最後,共和城邦終於體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大量對策來因應,但皆無濟於事。

如今銀行擠兌的形式通常不太一樣。只要企業、退休基金及其他金融機構等大型存款人,決定不展延放款額度或定期存款,體質不良的銀行馬上就會面臨資金枯竭的命運。儘管如此,二○○七年,英國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還是經歷了一場「復古」擠兌事件,當時憂心忡忡的存款小戶在該銀行的各個分行外大排長龍,等著領出他們的資金。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最根本的事實都是一樣的:嚴格來說,所有採用部分準備式銀行營運模型的放款人一開始就都是破產的。因此,才會有人常引用(據說是)福特(Henry Ford,美國褔特汽車公司創始人)的話:「幸好這個國家的人民不了解我們的銀行與貨幣制度,因為如果他們了解,我相信明天天亮以前,就會爆發一場革命。」

銀行業人員當然對這個根本的商業模型缺失心知肚明,也因如此,銀行業才會那麼重視外表,一如歐斯塔的那一席評論中所強調。銀行業人員總是花很多心思,配戴可彰顯「穩固」與「威望」感的視覺裝飾。美國詩人納許在他的詩裡描述得非常貼切:「銀行業人員和其他所有人沒兩樣,只不過比較富裕罷了。」

多數銀行業人員居住在豪華的大理石廳堂,

他們能住到那裡的原因是,他們鼓勵存款,勸阻提款。

更因為他們全都恪遵「盡力借錢給所有需要錢的人」法則,不遵守這條法則的銀行業者早已遭殃。

儘管豪華的大理石廳堂絕非必要,但銀行家選擇住在大理石廳堂的目的,是要讓人油然產生敬畏的感受。狄更斯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描寫了戴爾森銀行(Tellson’s Bank)的合夥人,他們用非常不同的方式來傳達銀行的正直、誠實印象:

即使以西元一七八○年的標準來說,位於聖殿閂(Temple Bar)旁的戴爾森銀行都是個老舊的地方。它非常窄小、非常陰暗、非常簡陋、非常不舒適。此外,之所以說它是個非常老舊的地方,是基於銀行合夥人的道德屬性,這些合夥人以它的窄小、陰暗、簡陋和不舒適為榮。他們甚至誇口說它的那些特點非常卓越,並因某種特別的信念而激昂──他們認為如果它不是那麼令人不愉快,就不會那麼受敬重。這可不是什麼消極的信念,而是能在更便利的商場上揮灑的積極武器……當他們帶領一名年輕人走進戴爾森的倫敦分行後,便把他藏匿到某處,一直到老。他們像處理起司一樣,把他擺到陰暗的某個位置,直到他全身都沾染了道地的戴爾森和青霉菌氣息為止。直到此刻,他們才允許外人見到他,此時的他正氣勢非凡地翻閱著大型帳冊,身上穿著的馬褲和長筒靴,也讓這整個機構顯得份量十足。

戴爾森銀行是以柴爾德公司(Child & Co)為藍本,這家銀行的古板形象讓它受惠良多,因為儘管它已成為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子公司,但迄今仍屹立在倫敦的弗利街(Fleet Street)上。這麼謹慎營造形象的目的,當然也是要讓大眾輕易上當並乖乖「就範」。

你或許會納悶,既然銀行業者涉及那麼多存款人詐騙案件,而且又是引發經濟不穩定的強大動力之一,那為什麼社會卻願意繼續容忍它們?答案很簡單,因為一般大眾相信,如果當局規定銀行必須保留存款人的全部資金,以便隨時供存款人提領,那麼金融產業和商業可用的信用額度就會減少,它們促進經濟成長的力量也會減弱。只要絕大多數的人繼續這麼想(只有極少數異議經濟學家不這麼想,但他們還未能說服政策制訂者相信他們的觀點),這個有瑕疵的商業模型就會繼續被視為一種必要之惡。

本文節錄自:《資本主義:金錢、道德與市場》一書,約翰‧普倫德(John Plender)著,陳儀譯,聯經出版。

圖片來源: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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