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記下了那個夜晚─閱讀李曉斌

文 / 一流人      2017-04-18

他記下了那個夜晚─閱讀李曉斌


一個偶然的機會,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李曉斌。

朋友說:「李曉斌是有名攝影家。」

我點點頭,根本沒在意。現在所謂的「家」,比北京街頭的水果攤兒還多。記得吳祖光先生給我介紹過攝影大家陳復禮的做派─那「譜」可大了,外出拍攝的時候,後面的「跟包」,就有幾十人。而眼前這個叫李曉斌的人普通又平淡,像個職員,像個技工,還像個啥都能幹、啥也幹不長的待業人員。就是不像「有名攝影家」。

見我冷淡,朋友忍不住了,補充道:「他的作品非常棒!希望你能看看。」

「好哇。」這一半出於真心,一半出於禮貌的「好哇」,李曉斌真的聽進去了。幾天後,他把厚厚一摞照片扛到我家,說:「請章大姐給我提提意見。」

我慌了:「我能提什麼意見,根本不懂攝影,一個十足的外行。」

捧著照片,坐下。他站著,做講解─講解作品的背景,講解介紹拍攝的經過,講解攝影後的遭遇。我先頭還聽他講,後來,我什麼都聽不到。因為他的照片把我帶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帶到了天安門廣場。每一張都直達心底,都是令人驚嘆的瞬間。我記得那個徹夜無眠的夜晚,坦克隆隆,子彈飛鳴,我和丈夫抱頭痛哭,母親則說:「搞了一輩子民主運動,為能活到今天而羞恥。」這一夜,令北京市民心頭生出一輩子都難以忍受的創痛和悲哀。

李曉斌的作品,讓人們終於窺探到被深深掩埋的真實─被政府、國策和武力深埋的真實。我捧起一張天安門六四之夜的全景照,懇求道:「曉斌,能送給我嗎?」他同意了,並說:這張照片叫〈生命線〉。其實,用「生命線」已不能概括它的內容。死亡的酷烈,百姓的血淚,民族的酸痛,人性裡最頑強的東西和廣場上最細小的角落,已盡在其中。我說:

「你簡直像是坐在直升飛機裡拍攝。」

「不,我是趴在國家博物館的樓頂上。」

「待了好久?」

「好多天,白天去,黑天去。」

「你吃啥喝啥?」

「那一個月,根本顧不上吃喝。」

「照片還在嗎?」

「都在,比我的命珍貴。」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眼淚跟著掉了下來。

攝影無非是一按快門,很輕鬆,況且相機靈巧得已薄如蟬翼。李曉斌即使精心選材,日夜守候,最終也還是快門一按。但這一按,他傾注了自己的身家生命和心靈。他還告訴我,有些照片是冒著風險拍的,拍後立馬騎上自行車,猛行數百米,拐進一個旮旯兒去大口大口喘氣,慌亂的心跳自己都能聽見。就這樣,與這個事件相關的照片,他拍了數萬張。我想,再多的照片疊加在一起,與宏大的歷史敘述相比,也許只是碎影或碎片。但正是它們,讓我們觸摸到真相,也保留了真相。

中華民族歷史之燦爛悠久,始終是令國人自豪的。要不然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怎地寫入領袖的詩作,電視屏幕裡也是永不消歇的長袍馬褂、宮闈祕聞。然而我們牢記歷史的同時,也健忘歷史。

現在五十歲的中國人,不知道什麼是「反右」;四十歲的人,不知道什麼是「三年大饑荒」;三十歲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文革」,二十歲的人,不知道什麼是「六四」。事情何以至此?這還用問嗎?答案就擺在眼前─包括我在內,咱們都已經「一心奔小康」、「和諧穩定」、「向前(錢)看」、做「中國夢」了。阿拉伯有一則故事,大意是:一群人在沙漠急行,路途中一位長者請大家停下來,有人問為什麼要停下。長者答:要等等靈魂。故事寓意深刻。李曉斌大量的紀實攝影就是叫我們停頓下來,等等靈魂,以恢復對時間存在的感受,恢復痛覺,恢復焦灼,恢復不安。天安門前早已紅塵萬丈,哪怕「恢復」是暫時的,也好。不知為什麼有人總愛忘記不應該忘記的事情,李曉斌則替我們記住了應該記住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中國第一本個人攝影集─陳萬里的《大風集》問世。一九二八年,中國第一部紀實攝影集《民十三之故宮》的作者也是他。大家現在能夠看到末代皇帝溥儀被鹿鍾麟部隊驅逐出宮的場景,都源於陳萬里以攝影者身分隨行所做的忠實記錄。他在自己寫的「小言」裡說:「(我)自信其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將來史料的地方。」我想,李曉斌家中二十萬張的紀實攝影作品,其中也是「有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將來史料的地方。」當然,記憶之後,還需要思考。再拿「八九事件」來說,不知有人想過沒有:坦克開來,那個揮臂擋住去路的青年死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麼,是從哪裡來。可為什麼那些政治人物都沒死,那些社會精英都沒死,那些學生領袖也一個沒死,死的都是無名之輩,可憐的孩子。有一次看海外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些逃到海外定居的屬於人物的人,手持蠟燭在祭奠「八九事件」。我立刻把電視「黑」了,因為感受複雜,承受不了。

李曉斌的紀實類攝影,有著廣闊的涵蓋面。他以普通百姓和社會底層為基點,準確把握並表現了個人與政治情緒、社會精神、生活變遷及民族心理的內在聯繫。因此,我們的欣賞也必須研究很多的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才能讀懂這些照片。他有一張攝影作品,叫〈上訪者〉,流傳最廣,也最具代表性。「文革」初期,我從被關押的小屋破窗翻牆逃出,也加入了上訪大軍─一方面我要看一眼父母,另一方面我要問一句,憑啥抓人?從無限期的等候中,從低谷向權力巔峰的崎嶇攀登中,從風餐露宿、卑微窘困中,我體會到什麼叫喪失自尊,什麼叫感情麻木,什麼叫精神磨損。所以當看到〈上訪者〉的剎那,真是酸甜苦辣一齊襲上心頭。然而,我們這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一支數目龐大、遍布城鄉的上訪大軍和上訪專業戶,至今仍然存在。這就是〈上訪者〉的意義,不朽的意義。李曉斌對社會生活的記錄,像一束光照,使沉沒於迷茫昏睡狀態中的我們,突然驚醒。

紀實攝影最大的好處是能夠極大限度的反映客觀,避免使我們錯誤地觀察世界,對世界做出錯誤地詮釋。如果視照片為客體對象的話─正如它所呈現的那樣,它的不和諧存在越多,就可能越多地吸引著觀賞者。觀賞者能把拍攝的圖像轉化為另一種畫面,以此尋求屬於自己的解釋,並力圖還原出圖像背後的自然狀態和本來面目。這是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的轉換。攝影是極其快速的。

輕輕一按,有時甚至想也來不及想。表面看來「輕輕一按」都帶有偶然性,而對一個攝影者言,這突如其來的、在他人看來可有可無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精緻和經典,恰恰來自這種感覺驅使下的瞬間或片段。圖像所傳遞出的信息,其文化蘊涵又往往是文字描繪難以替代的。我的書櫥裡擺放著一個女人特寫頭像和一個吸菸少年的照片。它們也出自李曉斌之手。那女人很年輕,漂亮的臉蛋有些粗糙,緊閉的雙脣布滿深淺不一的皺褶;一對金屬網狀耳環,很時髦,也很劣質。時值秋冬,她立於樹下,乾枯凌亂的長髮和凌亂乾枯的柳絲遮蓋了大半張臉,眼神和髮絲、柳絲絞在一起,模糊不清。正是這個「模糊」,給了我們一個故事。儘管內裡的情節任你去想像,也琢磨不定。我反覆閱讀她,卻無法用準確的語言來敘述她。不知道這個女人經歷了什麼,裡面啥都有,就是沒有多少幸福;而她似乎在對我們說:讓我來告訴你什麼叫命運!還有那個吸菸少年,年紀之輕和吸菸之樂,令人錯愕不已,喟嘆不止。也許容易逝去和暗中變質的東西,才是人生裡面讓人嚮往的部分,並組成了我們這個落滿塵埃的世界,而鏡頭和命運也在此找到了恰當合適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理解歷史的權利!當極權專制對公共空間進行著窒息性控制的時候,個人的直覺良知就成為保存人類普遍價值意識的最後手段,與此同時,普通人也才會主動考慮如何啟動良知、並選擇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和記錄歷史。這種思考與記錄既展示出老百姓在過去歲月的經歷和他們的歷史觀,也有效地糾正著官方歷史,並向被官方控制的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發出挑戰。半個世紀以來,在高壓和愚民並用的社會治理下,我們習慣於站在一個被指定的位置,用一個固定的角度,用相同的眼光去回望歷史。李曉斌和其他一些獨立攝影人,自覺地終止了這個「習慣」。他們─這些沒有任何名分與地位的普通人,試圖用民間的視角,站在個人的位置上來回望歷史,參與歷史。在回望和參與過程中,不忽略重大的社會事件,更不放過只有他們才能捕捉到的鮮活細節和隱蔽角落。

由是,我才理解亞里斯多德所言「詩人比歷史學家更真實」的道理。原因再簡單不過了:因為他們比歷史學家更多地看到人性的深處和社會的底部。

受制於現實,攝影的藝術感覺存在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重要的是判斷力,還要一點點勇敢。李曉斌的創作從內心衝動開始到影像完成,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人。我很欣賞這一點。其實,任何人的生命旅途,到了最後都是一個人。

在歲月的輪迴中我們都變老,但李曉斌用鏡頭述說的故事不會結束。這篇文章是受栗憲庭的委託而寫。

一天,我們在友誼商店的咖啡廳見面,栗憲庭給我帶了兩盒很好的茶葉,說:「我要在七九八(是位於北京大山子的藝術區)給李曉斌攝影作品策劃一個展覽,想請你寫篇評介文章。」我二話沒說,一口答應。

等來等去,等到的結果是不許辦李曉斌攝影展。於是,這篇文字也就放在我的電腦裡。為此栗憲庭連連道歉,好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不想,這一放就是十年。花朵在陽光下綻放,也會在黑暗中散發幽香,我等候那黑暗縫隙間透進的光亮。

二○○六年十二月於守愚齋,二○一六年十二月修訂

本文節錄自:《章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斷腸聲》一書,章詒和著,時報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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